19世纪武夷红茶发展鼎盛时期的对外贸易和外销路线(二)

(二)19世纪武夷红茶的外销路线

本世纪对武夷红茶外销路线影响最大的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武夷红茶仍是跋山涉水运往广州和恰克图外销。但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清政府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及原先已开放的广州五港对外贸易通商。

五口通商后,广州失去了茶叶惟一外运港口的地位。茶叶出口的重心北移。上海港由于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附近的产茶区纷纷转口上海港出口,使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茶叶外销第一大口岸。

武夷茶一改只运广州的去向,开始走较为捷近的上海港,运输途径由江西鄱阳湖过九江入长江转上海,或由河口至玉山进常山,再顺线塘江上游支流运往杭州,再由嘉兴内河运上海。

虽然五口通商中福建开放了厦门和福州港,但厦门港由于邻近安溪乌龙茶产区,在19世纪中后期是以销乌龙茶为主,武夷山茶叶中另一主要品种武夷岩茶也主要销厦门及附近地区。厦门港年销售量在10万担左右。最高的1877年为17万担。乌龙茶的比例高达90%以上。

如1881年出口16.4万担,乌龙茶占96.7%.在出口规模上厦门比福州要小得多,如1879年,厦门出口16万担,福州则有74.6万担,只为福州的22.3%0 福州港自1843年开埠,但10年内没有输出茶叶。在1853年以前武夷红茶仍只走广州线,以后转走上海线。按常理武夷红茶走福州是最通畅便捷的,为何舍近而求远,其中有一定的原因。

一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国人中有一股强烈的反英情绪,认为英人到中国来主要是为了攫取武夷红茶,应以中止茶叶贸易来对抗。林则徐曾说过: “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洋人何以为生?”这种以茶为武器的观点一直是清廷朝野的共识。

如1842年7月,江苏巡抚梁章钜听说英国欲辟福州为商埠极力反对,指出: “该夷所需者,中国所(产)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码头,则延津一带,必至往来无忌。”并还提醒说,1835年夷曾有两艘大船停泊台江,驾驶小舟,由洪山桥直上水口窥探闽江,企图寻找去茶区的通路,可见“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

(2. 二是依赖负运茶叶及商货过南岭的数十万力夫“都害怕在新小种 的通商条约实施和通商口岸开放后,他们将陷于失业,因此他发誓坚决反对有损于他们利益的种种措施”。 鉴于福州沿江往武夷山的通道总共只有300多公里,比去广州和上海都短得多,这其中可以“免去陆路运费以及在原价以外所附加的内地通过税”,英国人还是下决心要打通这条通路,田此他们派遣了一些间谍由福州深人武夷山探路。


据有关资料地露,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rbert For tune, 1813- -1880) 于1843年到武夷山,他不仅在武夷山采集植物标本,还为九曲绮丽风光而绘有一张九曲风光图9。

他在收集情报的报告中写道:“ 在这些海拔三四千英尺的山中发现了我急欲找到的红茶包括正山小种产地。”他还为打通武夷山红茶到福州的运输通道出主意。他于1848年12月再次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的指令潜入武夷山,这一次来他把武夷红茶包括正山小种的种茶和制茶技术全部打探清楚。他的间谍身份在法国《历史》月刊2002年3月号文章中才暴露。

外国人在作出周密部署后,在1853年春借口上海小刀会起义,武夷红茶包括正山小种到上海的路被阻之机,美国旗昌洋行首先派买办携款深人武夷茶区,收购茶叶经闽江下福州,他们的尝试获得成功。此后其他商行也照样仿行。武夷茶用小船顺江而下,8~10天即可达福州,-时间“福州之南台地…..行茶行,密如…..不几年时间,福州的茶叶出口迅速增加。

1856年以后,就将广州抛在后面,居国内第二,甚至在1859年还超越上海,居全国茶叶出口量第一大港之地位,是年茶叶出口近达4700万磅(352 588担),遂使福州港成为弛名世界:之茶叶贸易港。 自1853年福州直接出口茶叶后,武夷茶终于找到一个合理便捷的出口地,全部通过福州出口0,不用再绕道其他港口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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