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儒小、 释、道兴盛是推动武夷茶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

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朱嘉逝世,白玉蟾曾撰诗挽怀,如《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白玉蟾对道教发展有突出贡献,他的道术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同时,也吸收儒学理论。

武夷山之所以能成为儒、释,道三教名山与白玉蟾和朱嘉在道教和儒学中权威地位及都是儒、释、道三教文化贯通的人物,都对儒道的相互理解和融通有很大的关系。

宋、明二代是武夷山道教最盛时期,宋代新建和修建的道观,有文字记载的27座,明代为26座。规模最大的冲佑观也兴建和重建在宋、明二代。它在宋、明时有殿宇300间,周围还拱卫着18座道观。武夷山的道观自唐宋以来,历代有赐田,计达11000亩。

武夷山佛教的历史也久远,它儿乎与武夷山道数同时出现在唐朝。著名北宋武夷山籍词人柳永,一生中惟的首咏唱武夷山诗《题中峰寺》中便有“千万峰中梵室开”的佳句,反映唐宋武夷山佛教的鼎盛,寺庙林立的景象。

《崇安县新志》载:武夷山佛教兴于唐代和五代之时,共有寺庙54 座,宋代共有寺庙72座,迄到明代有100余座,清代寺庙接近200座。

 唐宋以来,武夷山三教兴盛,寺庙道观林立,然而山中几无农田,只有茶山,包括正山小种茶山。但山中土气宜茶,僧人道士在释经参禅之余,还耕作茶山。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有:“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都尽,后百年为茶所困,复尽刈之,九曲遂濯濯矣,”说明黄冠道士几乎控制山中茶园,包括正山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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